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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中国律师从0人到36.5万

律师路上 法眼天下2018-09-11 收藏 : 0 查看 : 1155 评论 : 7

原创作者: 张羽

该文章转自: 方圆律政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说:中国搞现代化建设要有3个30万,即30万注册会计师、30万税务师、30万律师。2017年,中国律师人数首度突破30万大关。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律师职业的角色在转换,管理体制在转变,业务范围在扩大,市场蛋糕在变大。每一个律师都应当了解这四十年的变迁史,知其过去,方不畏将来。

一、1978,一无所有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所有关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描述都离不开“百废待兴”四个字,而形容当时的律师业用“一无所有”四个字似乎更为恰当。按照律师学者肖胜喜和王进喜的描述,此前“是一个20年没有律师制度的空白时期”。

如果要用数字来形容当时的律师业,律师人数为“0”,法律顾问处(律师事务所)人数为“0”

幸运的是,改革的声音里,法治一马当先。1979年7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第一批七个重要法律,其中《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都明确规定被告人享有辩护权,并可以委托律师辩护。

然而,停留在纸面上的条文,具体怎么实施?一切都在探索中。

1979年4月第五届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起草律师条例,很快形成一个征求意见稿,彭真对律师制度重建工作批示:“在京、津、沪、广州搞试点”,各地按照实际情况,参照该意见稿试行。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1982年1月1日起开始正式实施),这为律师制度的恢复建立了法律基础。

1979年,中国律师人数公认的数据是212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2002年度中国律师业发展数据统计分析报告》)。需要注意的是,此时中国还没有建立律师执业许可制度,所以这里的律师应该指从事律师工作的人。

那么,空白20年,改革开放初期的律师从何而来?高校和法院等司法行政机关以及部分被平反的20世纪50年代老律师成为主要的律师来源,这其中有很多人都是兼职。譬如四人帮辩护律师小组中的成员,马克昌是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苏惠渔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思之既是被平反的老律师也是北京的原法官、韩学章(女)曾是上海市高院法官等等。恢复重建的律师,身上已经带有了浓厚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色彩。此外,部分转业军人和高考恢复后政法院校毕业生则成为律师界的新生力量

最初,司法部采取行政审批的方式授予律师资格。符合条件的律师资格申请者由省级司法厅审核、批准,司法部直属律师所申请者则是由公证律师司来做这项工作。各地司法厅批准以后,再报司法部备案。据当时在司法部律师公证司工作的岳军回忆:“我们把各地报来的律师备案表用大柜子装起来;然后,再建一些登记卡片并依次编号,每个省一本编号。若查找律师详细信息,需先翻卡片,再根据卡片上的编号找到相应的柜子编号。”


4人帮辩护.png

参与四人帮审判,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律师第一次大型亮相

已经去世的著名法学家马克昌教授曾专门撰文回忆这次“特别辩护”——“主持国家政法工作的领导,决定特别法庭审判中应有辩护律师参加。对此,司法部积极落实,提出筹建律师小组的设想。司法部律师司积极物色人选,经过努力,短期内从北京、上海、武汉、西安等地选调专职和兼职律师18人,成立了律师小组。最终落实五名被告人有辩护律师确定分工为:韩学章、张中律师为姚文元辩护,甘雨需、傅志人律师为陈伯达辩护,马克昌、周亨元律师为吴法宪辩护,张思之、苏惠渔律师为李作鹏辩护,王舜华、周奎正律师为江腾蛟辩护。”

1980年11月23日的《纽约时报》记者巴特菲尔德在《审讯四人帮可能说明中国司法上的进步》文章中这样评价:“在中国同日本一样,人们认为,凡最后受审的人大概都是有罪的。孔杰荣(Jerome A.Cohen,时任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目前执教于纽约大学)教授认为,在这些表面现象下面,有了重要的进步。现在培训的律师比以往时候都多……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进步。”

二、律师角色定位的转变

律师制度恢复重建以来,“变”是主题。特别是关于律师社会角色的定位的变化,反映了不同社会时期对律师职业认知的转换。

1980年出台的《律师暂行条例》规定“律师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构建了行政型的管理体制,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我国律师的性质。有些人可能会不赞同这种于今天截然不同的理念,然而其却与特定历史时期相契合。

最初的律师,为何是国家法律工作者?

“律师工作机构……由司法行政机关组织领导,这一方面是鉴于五十年代那种体制遇到许多实际困难,1979年开始重建律师制度时也是一切从无到有,对于律师人员的调配、考核、奖惩、思想教育、转业培训以及律师经费的管理、律师机构的设置和各项物资设施的筹措等一系列组织建设和行政工作……必须依靠各级司法行政机关来抓;另一方面也是鉴于中国的律师制度需要不断完善与健全,律师工作也有一段试行和发展的过程,这当中所需要的以政治思想领导为中心的管理工作,由司法行政机关来组织领导也较为合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进喜曾如是评价。

律师业迅速复苏证明了这一点。到1981年底,中国已有法律顾问处(1983年后陆续改为国办律师事务所,简称国办所)1465个,律师工作人员5500人(其中有很多兼职律师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律师暂行条例》的局限性也不断暴露。尤其1986年律师制度开始改革,除了国办所外还出现了民营性质的合作律师事务所。再把律师视为“国家法律工作者”显然是不合适的。与此同时,1986年7月,在司法部主导下,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正式成立,律师行业自治的管理体制初露端倪。

在这种情况下,1989年开始了《律师法》的起草和论证工作。1993年12月,司法部的《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经国务院批准,《方案》中律师不再作为国家干部、律师事务所也非国家机关,这些规定确立我国今后律师制度基本走向。《方案》提出了“建立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与律师协会行业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并逐步向司法行政机关宏观管理下的律师协会行业管理体制过渡”。

1996年5月15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审议以130票全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这是第一部正式的律师法,该法将律师定性为“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而此后2007年《律师法》的修订,将律师进一步定性为“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这种律师性质变换过程被学术界称为从“国家本位主义”到“社会本位主义”再到“当事人本位主义”的跨越。

三、1992,分界线

2018年的新春前后,以金杜、德恒、中伦、隆安、段和段、大成、建纬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国顶尖律师事务所,都以隆重的形式庆祝着自己的25岁生日,温馨的回忆为这个严肃行业带去了温暖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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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周年现象”缘何而来?恐怕还要上溯到1992年。如果说1992年之前中国律师业的重点是恢复和重建,以1992年为分界线,中国律师业的重点转向发展和开拓

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及党的十四大后,市场经济正式确立,加之在北京、上海等地已经有了合作制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合作所”)的试点,司法部逐渐放开了对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开始允许注册合作制律师事务所,仅1992年就批准了10家合作所(也有说法是15家)。在此基础上,1993年司法部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报告》和《司法部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提出“大力发展经过主管机关资格认定,不占国家编制和经费的自律性律师事务所”,得到了中央的大力支持。

1992年,另一个值得被记录的历史是司法部首次批准外国律师事务所进驻,司法部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一同制定了《关于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境内设立办事处有关事宜的暂行规定》开始允许外国和香港律师事务所在中国大陆设立办事处。同年司法部就批准了12家外国所(当时香港尚未回归,其中含8家香港所)在北京、上海、广州开设办事处,到1995年就增长为32家。

当然,国内律所体制改革的步伐也从未停止。作为试点的北京市在总结经验的前提下,1994年3月批准设立了第一家比合作所更具活力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合伙所”);2002年开展个人律师事务所(个人所)试点工作并批准8家个人所。

从法律顾问处到国办所到合作所再到合伙所以及个人所、外国所,剧烈变化的不只有名称,还有人心。时代就这样激荡出一道分界线,裹挟着人们“摸着石头过河”。

四、白手起家的创业者们

绝大多数创业者都有着相似的经历,大抵是洞见时代的发展趋势,感知政策走向,再加上一段艰辛的创业史,律师界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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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改革开放伊始,中央在广东深圳蛇口画了一个圈,中国第一个外向型经济开发区蛇口工业区由此成立。为了适应改革步伐的需要,1983年7月15日,深圳市蛇口律师事务所在蛇口正式挂牌开业,这也是改革开放后首次以与国际接轨“律师事务所”取代了“法律顾问处”的称呼,地点设在蛇口工业区海景广场大门右侧靠海边的一栋旧黄色房内,办公面积100平方米。蛇口所当时除了上级派来的行政人员,只有一位姚峰律师

姚峰是典型的第一代创业者,在一无所有的年代里,任何一个举动都可能创造历史。据蛇口律师事务所原律师王鹏回忆:“为了与国际律师业务接轨,姚峰律师首先开拓了律师见证业务,接的第一单见证业务就是‘香港熊瑞昌先生出租蛇口碧涛苑昌景阁2楼A公寓’见证业务。从1983年7月到1986年3月,蛇口所承办的律师非诉讼业务有起草、审查合同、参与项目谈判、见证合同签订业务30件,股权转让律师业务4件,房屋买卖合同见证等见证业务1186件。”

成立于1984年的环球律师事务所也是典型的第一代创业者,也曾创造性地完成了许多堪称“中国第一例”的项目和案件,例如第一个离岸资产证券化项目——中国远洋运输公司(COSCO)1997年海外应收账款的资产证券化项目;第一个中国企业发行N股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项目——1992年华晨中国汽车工业控股有限公司上市项目等等。

第二代创业者则来自于1992-1993年黄金年代。

那一年,王丽在与时任司法部部长蔡诚和副部长郭德治一番谈话后,毅然在北京饭店创办了中国法律事务中心(德恒律师事务所前身)。

那一年,王俊峰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3位同事以及分别在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土地局工作的两位同学,主动砸掉铁饭碗,下海创办了金杜律师事务所。

那一年,已经拿到“绿卡”的段祺华回到一度沉寂的上海滩,凭借西式派头和英美律所理念,在还是农田遍地的浦东,创立了段和段律师事务所。

那一年,79级北大法律系学生徐家力放弃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凝聚在他身上的光环,在周围人的反对与不解中,与同样几经波折才从最高人民法院辞职的李京生,创办了隆安律师事务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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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今时今日的业内大咖,彼时的活力青年,从国办所跳出来,从法学院校走出来,从国家机关离开,从海外回归大陆,开始以律师身份作为主角登上历史舞台,厉兵秣马,枕戈待命,白手起家创业,真正角逐国内法律服务市场

“白手起家,辛勤运营,开拓业务,忘我工作。那时候,坐一夜的火车去偏远的城市办理公益案件;在深圳创办分所时住在铁路边上,夜夜与噪声和大蚊子周旋;不舍得坐带空调的5元双层巴士,挑2元的普通大巴……现在回忆起这些往事,反倒觉得那时的苦日子已成了令人向往的美好时光。”全国律师协会会长王俊峰曾如是回忆创办金杜的岁月。

如果说第一代创业者的意义是开拓,第二代创业者的价值是创造,第三代创业者做得更多的则是整合。

网络技术的方兴未艾,给第三代创业者提供了截然不同的创业空间。从蒋勇创办无讼提供律师交流平台,到icourt涉足律师大数据服务,无数律师新媒体公众号诞生,以及有律所投资开发智能法律机器人,国内出现专门电子存证机构……“互联网+”模式,让律师不只是停留在办案写合同上,还更多地参与到整合法律服务市场产业链中去。

正是一代代创业者的果敢与智慧,造就了今天百花齐放的律师业。截至2017年底,全国共有律师事务所2.8万多家,其中合伙所1.8万多家,占66.5%;国资所1200多家,占4.3%;个人所8200多家,占29.2%。从律师事务所规模来看,律师10人以下的律师事务所1.7万多家,占61.8%;律师10人(含)至30人的律师事务所8900多家,占31.5%;律师30人(含)至50人的律师事务所1100多家,占4.1%;律师50人(含)至100人的律师事务所500多家,占1.8%;律师100人(含)以上的律师事务所200多家,占0.8%。

五、22年高速发展期:机遇与争议并存

从1996年到2018年,在确定了律师的社会角色定位、律所管理主流为合伙制的前提下,中国律师业迎来了黄金22年,律师从业人数急剧扩张、律所之间竞争百花齐放。

《中国律师年鉴》以及司法部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共有执业律师6.8万多人,截至2017年底,全国共有执业律师36.5万多人,另有7500多家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800多家企业开展了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工作。也就是说,真正实现了邓小平所设想的“30万律师”宏图。而最近17年律师增长人数,是改革开放前23年的4.4倍之多

然而,改革开放从来是曲折向前,律师业也不例外。22年的高速发展期,不同思维思潮的涌动与碰撞,不断刷新人们对律师、对律所的认知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的争议。

1、律师业常见争议性话题

这些争议,大到包括商业化是否适用于律师业务与律所运营,律所规模化能否保证利润率和服务质量,律师集中于北上广深及东南沿海地区可能导致律师资源分配不均,律所合并风潮中如何防止“貌合神离”的可能性,提成制和公司制(也称一体化)哪个更好,大所扩张导致“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怪圈……小到律师出庭时是不是一定要穿律师袍,五花八门的国际机构的律师排名是否靠谱,律师收费多少算合理。

《方圆》杂志曾采访过上百位律师事务所主任,每一位律所主任讲述律所发展故事的时候,都喜欢用“试验田”来称呼自己主导下的律所管理改革。尝试的意味如此浓厚,整个行业到处都是“头脑风暴”。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盈科几乎集中了所有争议性话题。这朵外人眼中的“奇葩”,在种种过度商业化、过快规模化的争议中,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短短十年间,律师人数从2007年的几十人到今天6000余人,在全国拥有39家分所、海外有36个办公室(这个数据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增加)。清华汽车工程系出身的盈科掌门人梅向荣却说他从来“不惧争议,不畏前行”

此外,有律所百万年薪聘请职业经理人却遭遇滑铁卢,有数家知名律所声势浩大地合并几个月后即告终结,有律所试图建立律师平台却还在发展之中……用一句俗话说“前进的道路永远是曲折的”。每一次尝试都带给律师业一些反省与思考,但是非成败,还没有历史的定论。

2、功名成于大要案

也许是四人帮审判是改革开放后刑辩律师们的首次亮相,是否代理过大要案成为衡量刑事辩护律师成功与否的标志。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一方面,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给刑事辩护带去了更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反腐败态势不断加强,高官落马数量的增多,中国出现了一批为高官辩护过的刑事辩护律师以及专业从事刑事辩护的律所。

这是一个可以列举很长的名单,典型如代理过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案的田文昌、代理过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的钱列阳、代理过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案的高子程、代理过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案的许兰亭、代理过薄熙来案的李贵方和王兆峰……“功名成于大要案”是四十年间的律界常态

然而,“无限风光在险峰”。险峻之一来自观念冲击,几乎每一个刑辩律师都曾面临过这样的诘问:你为什么要给“坏人”辩护?争论最强烈的标志性案件是2002年一波三折的刘涌案,关于“田文昌该不该为黑老大辩护”“律师的职责是不是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的争论几乎蔓延了中国当时的整个舆论场

另一些困难则是律师界老生常谈的“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等问题。可喜的是,这些问题在今天都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观。2008年修订的《律师法》,201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从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等多个方面来保障律师的权利。改变在一步一个脚印间发生,原因既有律师界的不断呐喊,也有中央有关部门改变现状的决心。

如是,法治在大跨步前进。1996年之前,庭审笔录都被视为审判机密,律师都不能复印。但是2013年的薄熙来案庭审现场全程网络直播,律师当庭发表的辩护意见也被公开,中国大要案审判的公开性和公正性都实现了里程碑式的进步。今时今日,社会大众也渐渐认可了“每个犯罪嫌疑人都有获得辩护的基本权利”这种理念

3、商事律师业早就唱上主角

对于律师业有个误区,就是诉讼业务长期占据了律师业主流,以非诉业务为代表的商事律师近些年才方兴未艾。事实上,在中国这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动力的开放大业中,与对外经济关联更密切的商事律师业早就唱上主角。只是相对来讲,他们更低调,更喜欢“闷声赚大钱”

改革开放初期,首先动起来的就是触觉敏锐的经济部门,特别是重回国际社会的国际贸易对律师有着迫切的需求。据92岁的高隼来回忆,因当时从事法律工作的部门还不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法律部首先与司法部沟通,并报送了第一批律师名单。这些人成了第一批被司法部批准的律师,高隼来是1982年第26号。

特别是1992年国家陆续确定了深圳等一些经济开发区,并给予开发区更为优惠的政策,鼓励特区招商引资、优先发展。这些举措大大促进了跨国公司的在华投资,形成了持续的投资热,各种类型的外商投资企业,包括外商独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驻京代表处等相继成立。

颇为有趣的,“北京饭店”是早期国内涉外法律服务的一个特殊符号。不少创立之初就瞄准涉外业务的律所和外国律所设立在北京的办公室,都是在北京饭店租一个房间就开始办公。即便不在这里办公,因为很多“老外客户”住在这里,早期的涉外商事律师也常在这里奔波。这是一种明喻,飞速发展的国际贸易即将给律师们提供一场飨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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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第一餐”并不豪华,甚至廉价。还是以1992年为界,律师学者刘思达描述当时的状况,初创的国内律师事务所根本没有关于外商投资或者并购等资本项目的法律经验,因此当一个项目需要正式的法律意见书时,通常是由外国所起草,然后再由中国合作所来盖上图章签上署名,“外国所转给作为‘橡皮图章’的国内所的律师费用十分有限,经常只有几千美元甚至五百美元”。

中国律师们显然不甘于所谓“橡皮图章”的角色,他们既在与外国所合作的过程中努力模仿学习,也有不少人远赴海外法学院、律所求取真经。渐渐地,境外IPO、国际并购、金融证券……各种高端业务纷至沓来。

两个重要的机遇对于律师们来说至关重要。

其一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和全面融入国际法律服务市场已经是大势所趋。在同年3月《司法部关于中国加入WTO后加快律师业改革与发展的意见》这样描述:“入世”后,我国对外开放将全方位、宽领域推进,我国经济将加速融入世界经济主流。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外资大量进入、知识经济的繁荣、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将为我国律师拓展更为广阔的服务领域和服务空间;“入世”后,随着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力度持续加大,经济运行、社会管理等机制调整的加快和司法体制的不断完善,律师的职业功能和社会影响不断加强,执业环境将不断得到优化;“入世”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法律服务业全球化发展趋势以及中国法律服务市场深入开放带来的竞争压力,将促使中国律师从观念、知识到能力都必须适应市场的需求,加速提高业务素质和整体水平,增强竞争力;“入世”后,大量外国律师事务所进入我国境内提供外国法律服务,不仅促进了中外律师间广泛的交流与合作,也为中国律师参与国际法律服务竞争创造了机会。

WTO对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开放性要求

一是“三个取消”,即取消外国律师事务所设立驻华代表处的数量限制、地域限制和一个外国律师事务所只能在中国设立一个代表处的限制;二是允许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处通过订立合同的形式和中国律师事务所建立长期的委托关系处理法律事务;三是降低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代表的境外执业年限要求。

其二是2013年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一年之后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强化涉外法律服务,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及外国公民、法人在我国的正当权益,依法维护海外侨胞权益”。“建设通晓国际法律规则,善于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涉外法治人才队伍。”整个律师界再次闻风而动,从全国律协有组织地发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环境国别报告》以及建立“一带一路”跨境律师人才库,到各个主打涉外业务的律所以及律师个人自发性地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国内律所在全球各地通过新设、合并等方式设立机构几乎每个月都有,国内律师界与国外联系空前密切,一场盛宴刚刚拉开帷幕。

第一次机遇,因为承诺加入WTO一年内取消“三个限制”,大家喊着“狼来了”;第二次机遇,中国律师已经开始主动出击。

六、回望初心,依旧在路上

从“0人”到“36.5万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律师业走了整整四十年时间。有估计称,中国法律服务市场规模在2017年已经突破800亿人民币,2018年很可能突破1000亿人民币

四十年间,有什么没有变化的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律师队伍是依法治国的一支重要力量。”

肩负社会责任,是中国律师从来不敢忘记的一件事。一方面,“法律援助”第一次明确出现就是在1996年《律师法》,从此律师就以相当低廉甚至是免费的形式承担了绝大部分法律援助案件的辩护工作,并且每年的“3·15”“全国普法日”等代表性节假日都会有大量律师走上街头提供免费咨询,几乎大中型律所都设有公益性法律项目。特别是2009年启动“1+1”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以来,至今有过万名律师主动走进西藏、青海、新疆等老少边穷地方,涌现了“曹旭陈贤法律援助志愿者夫妻”的感人事迹。

夫妻.png

另一方面,从198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出现首位律师代表,到2018年22名律师当选全国人大代表、17名律师当选全国政协委员,越来越多的律师发挥专业优势,积极参政议政,试图从更高层面推动法治社会的进步。他们的提案、议案涉及范围广泛,既关注律师业自身发展的相关问题,更关心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

更有趣味的是,现在打开电视机,几乎每个电视台都至少会有一个普法栏目,在那些琐碎的婚姻纠葛、物业纠纷、消费维权、交通事故等案件处理过程中,在当事人或委屈或不服的嘈杂声中,总会有“西装革履”的律师身影站出来进行解读。

四十年变迁,律师和律师服务对中国人来讲已经化作一种日常。这是改革开放的结果,也将是新时代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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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

引用 fakaole 2018-9-11 13:43
最早那批扔掉铁饭碗创业的那些律师们,貌似都混得非常好啊
引用 红鹤2012 2018-9-11 14:12
超过盈科
引用 希曼谷 2018-9-11 14:40
坚持就是胜利
引用 X181630811 2018-9-11 19:56
fakaole 发表于 2018-09-11 13:43
最早那批扔掉铁饭碗创业的那些律师们,貌似都混得非常好啊

现在在犹豫要不要扔掉铁饭碗,纠结ing……
引用 黔兔子 2018-9-11 20:06
门槛太低造成大量的律师民不聊生
引用 就这一次 2018-9-11 22:47
前几批老律师不少都参与过当年的大散步活动,本来就是学霸;但由于散过步,仕途基本封死,才能不这山望着那山高,专心作律师。
引用 就这一次 2018-9-11 22:51
fakaole 发表于 2018-09-11 13:43
最早那批扔掉铁饭碗创业的那些律师们,貌似都混得非常好啊

错了,当年有的家长英明,学生上到大一、大二时又让回去复读了;当时又没有大数据,成功避开那几届分配的大学生,还有早一年毕业的大学生,不少都是厅级干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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