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考干货 2007-12-06 收藏 : 0 查看 : 539 评论 : 0
文章来源: 学法网 xuef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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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近年来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逐步深化，现行的法院调解制度正面临着新的社会条件和思想观念的严峻挑战，重新审视民事诉讼调解制度，有针对性地对之加以改造，是完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继续发挥其在化解矛盾、平息纠纷中重大作用的惟一路径。 一、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现状 近几年来，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在诉讼中颇受冷落，状况堪忧。统计数据显示，自1993年以来的近10年间，全国法院审结的一审民商事案件中，以调解方式结案的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1993年，全国法院共审结一审民商事案件2975332件，调解结案的1779645件，调解率为59.8％。至1996年，调解率降为53.9％，1999年降为42.1％，2000年降为37.7％，2001年降为35.1％，2002年上半年更降至33.4％。与此相应，以判决方式结案的比例却是一路走高，特别是至2000年以后，以判决方式结案的数量首次超过以调解方式结案的数量，2000年判决率超出调解率1.5个百分点，2001年则超出6.5个百分点，2002年上半年超出7个百分点。这样的状况，在建国后几十年的司法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判决结案方式的增多，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上诉案件的不断攀升。 分析调解结案率持续下滑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官的因素，法官不愿意做深入的调解工作，调解成为一带而过的形式；二是当事人方面的因素。一些当事人对法院调解持怀疑态度，不愿接受调解。同时，调解结案的相当一部分案件履行效果并不好，一些案件仍需进入强制执行程序，这让作了让步的当事人对调解有一种排斥心理。 二、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始终未能准确定位。近年来，出于对调解某些弊端的反思以及对程序正义理念的强调，调解受到冷遇，调解结案从占绝对优势到近年来的一路大幅下挫，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说明我们对诉讼调解制度的功能与价值始终未能准确定位，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对审判工作的影响过于强大，亟须重新廓清诉讼调解制度的价值取向。 （二）法律规定过于简单，实践中难以操作。纵观有关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法律规定，作为审理案件的手段和方法的诉讼调解，缺乏具体的操作规程，法官在实施过程中随意性很大，何时调解、如何调解，均由法官决定，而没有程序性的约束。同时，对调解中自愿、合法的规定也过于原则，实践中认识不一，把握尺度不一，致使审判工作中屡屡发生违背自愿、合法原则进行调解，案后再起风波的现象。 （三）调审合一，难以保障司法公正。根据现行法律规定，调解不成或调解书签收前一方反悔的，仍由同一承办法官或合议庭负责审判。这一规定将调解权与审判权集于法官或合议庭一身，弊端很多。调解不成即可判决之规定，为少数法官在调解过程中对当事人暗示施压，迫使当事人接受调解协议寻得了依据。同时，调审合一导致办案法官有判前表态之嫌。 （四）诉讼调解中的职权主义色彩过重。首先，法官对运用调解方式还是判决方式结案拥有较大的选择权，实践中有些能调解结案的，法官却把调解走了过场；有些案件应当及时判决，法官却在开庭后仍反复调解，久调不判。其次，调解是由审判员一人或合议庭主持，这就在立法上奠定了法官的职权地位。第三，司法实践中法官多是扮演“主宰者”角色，忽视当事人尤其是债权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益，甚至强迫或变相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 （五）赋予当事人反悔权不尽合理。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根据这一规定，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调解协议对当事人并无任何约束力，调解书送达时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反悔，而无需任何理由。这一规定，不仅对诉讼调解制度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也有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诚信原则。 三、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未来发展 在我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调解制度能够长期存在，说明它与社会民众的心理需求是相吻合的，因此，对传统调解制度的批判与否定应当是一个扬弃的过程。 （一）正确定位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价值取向 可以说，过高估计调解的作用与轻视调解的作用，都是不足取的。我们应当冷静分析、正确认识调解制度的性质、法律地位及其在化解、消弭社会矛盾中的巨大功能作用。第一，调解解决纠纷，立足点是调和双方当事人的矛盾，防止纠纷的蔓延扩大。第二，调解结案和判决结案，都是解决纠纷的法定形式，在总体上讲并没有优劣之分，因此决不可对某一种结案方式采取“过热”或“过冷”的态度。第三，调解方式更具灵活性，更富人性化，与判决方式相辅相承。尤其在案件压力日益增大，法官人数有限的情况下，通过调解程序过滤、分流越来越多的诉讼案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重新定位诉讼调解的前提与基础 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诉讼调解必须具备以下三要件：一是事实清楚；二是自愿；三是合法。笔者认为这一规定存在诸多不尽合理之处： 第一，在没有查清事实、分清是非责任的情况下，当事人即达成了调解协议，说明当事人行使了对自己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处分权。在当事人都不要求法院非查清事实不可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执意而为，显然没有什么意义。从处分原则出发，也应当认可当事人对自己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自由支配。因此，作为贯穿整个诉讼过程的调解，要求必须建立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一些情况下既不现实，亦无必要，应当予以摒弃。 第二，强调调解必须基于当事人的自愿，这与当事人处分原则是相一致的。但现行调解制度中仅有“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的规定，自愿的含义模糊不清，缺乏可供操作的评价标准。由于调解是在法官主持下进行，调解的程序亦缺乏公开性，因而实践中违反自愿原则的事例并不鲜见。笔者认为，全面落实调解自愿原则，必须在法律上明确赋予当事人有权选择是否接受调解、何时调解、如何调解等。 第三，调解必须坚持合法性原则，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但对合法、违法的涵义实践中尚存争议，也因此出现对生效的调解书提起再审的现象。笔者认为，在法律上明确调解的合法性原则应注意两点：一是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二是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虑及当事人处分原则，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虽不符合相关实体法规定，但与上述两点并不矛盾者，亦应属合法范畴。#p#分页标题#e# （三）重新架构调解与判决的关系，实行调审分离，调解前置 将诉讼调解阶段与开庭审判阶段相分离，调解工作主要放在庭前准备程序中进行，目前已成为不少国家和地区解决民商事纠纷的主流。韩国大法院2000年2月公布的“21世纪司法发展计划”称，将在民事诉讼中建立“调解前置”制度，从而将相当数量的案件在一审判决前引导当事人通过协商解决，以缓解社会纷争，减少审判费用，提高工作效率。反观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开庭前调解解决的案件为数甚少，绝大部分案件都进入了开庭审判程序，不仅造成审判效率的低下，也造成司法资源的严重浪费。推行调审分离和调解前置，对法院内部工作人员进行重新定位、分工，一部分人员专司调解，可以有效地防止审判人员以拖压调、以判压调等违反当事人自愿原则的现象发生，同时有利于进入开庭审判阶段的案件的公正解决，也避免了现行诉讼机制下法官不得与当事人庭下接触的尴尬。 （四）完善诉讼调解制度需解决的其他问题 司法实践中，调解案件往往是以债权人一方放弃部分实体权利实现双方和解的，但债权人一方此举亦是在权衡利弊得失后而为。绕过繁琐的诉讼、执行程序，以牺牲较小的利益尽快实现自己的绝大部分债权，乃是债权人同意让步的真正目的。但一些调解案件最终并未得到完全履行甚至完全未履行，因此，应考虑在诉讼调解制度中增加附条件调解的法律规定。如一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出借人与借款人可达成调解协议，借款人一定期限前返还出借人本金，而不用支付原来约定的利息；但如在此期限前借款人未全额返还本金，则出借人仍得请求借款人支付全部本金和利息，并可据此调解书申请人民法院予以强制执行。 此外，笔者建议赋予调解协议在双方当事人签字后的法律效力，取消当事人的反悔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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