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纳律师：报酬在美国以分钟计算 在中国以奉献为先

　　克瑞斯·塞纳是位美国律师，也是我的老朋友，从1988年认识到现在，我们的友情持续了二十多个年头。那年，他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派的志愿者，来到天津外国语学院，在我负责的国际贸易教研室工作。虽然每月只有400元的生活津贴，但他却乐此不疲，离开了“利己”的环境，沉浸于教书“利他”的简单快乐中。自那时起，我们的友情就开始了。这二十多年间，每次见面我们都促膝长谈，回忆上世纪80年代的难忘岁月，了解彼此的近况……二十多年的交往凝聚了我和这位美国朋友深厚的友情，对这位“老外”，我总有表达不尽的谢意和生命里深深的感动。

　　克瑞斯为许多中小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工作很忙。2001年，天津理工学院成立国际工商学院，急需外教。我试着给他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扔下自己的工作，很快就“飞”来了，一连给学生讲了3个月的课。那时，学院还在兴办初期，事务繁多，他的讲课费来不及申请。他笑着对我说：“你是院长，我们是朋友。你们中国人讲究义气，我也讲究义气。我不要讲课费。”这一次授课，他不仅没要讲课费，自己支付了机票，还资助了学院一批商科方面的书籍。此后，这个“免费”外教每年都会来学院两三次，给学生授课，帮助老师们搞科研。

　　2011年11月，克瑞斯再一次来天津，为理工大学国际工商学院的老师们进行科研指导。从8月起，我就不断地给他发邮件邀请，但是他一直奔走于底特律和佛罗里达之间，无暇抽身。终于，10月底，我接到了他确定要来的消息，说可以抽出时间来天津探望他的老朋友了。我深知，他此行必将给予我个人和我们学院以无私的帮助。他几乎是一下飞机就开始工作了。他与我们国际工商学院的老师们举行座谈，探讨当前最前沿的科研话题，启发老师们的科研思路。他还带来很多北美国家的科研学习手册供老师们参考、借鉴，并用实际操作为老师们展示他自己的一些科研方法和技巧，老师们收获颇丰。

　　克瑞斯在天津逗留的时间只有3周，当我跟他谈到我院一项科研成果、近160万字的《英汉双解：经济与管理综合大词典》正在校稿时，他非常关心，说可以帮忙校对。我深知这种繁杂的文字校对对一位母语为英语的专家来说是件多么机械、多么无聊的工作，但是，他却笑着抱走了全部底稿，那些稿纸用A4纸打印，摞起来比4块砖还高、还沉。接下来的日子里，他除了吃饭、睡觉，就埋头校对。他非常认真，每改正一处都粘上有颜色的纸签作标记，以便著者确认。不同的错讹他又用不同的颜色区分，红黄蓝绿非常醒目。日子一天天过去，眼见着他校对完成的稿纸，贴着彩色标签，五彩缤纷地堆积起来，越来越厚，我心里感动极了，而他只是淡淡地微笑着。原定的3周的访问即将结束，还有部分文字没有校对完毕，克瑞斯决定将剩余的章节带回美国继续校对。他飞回美国不久，我就收到了那些剩余的章节，依旧是贴着五彩缤纷的标签，却跨越了重洋。由于我们共同的努力，《英汉双解：经济与管理综合大词典》成为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国际工商学院开办10年了，10年来培养了大批国际型商业人才，克瑞斯始终伴随着我们，大家也已经习惯了他的中国义气。去年，学院选送了4个毕业生到美国奥克兰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克瑞斯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嘘寒问暖。为了他们能尽快适应语言环境，他送来了自家的两台电视机。为了让学生看到更多的节目，他专门花费了一百多美金到商场购置了信号接收器。为了他们回家后也能专心功课，他还特意为学生的公寓里配备了桌椅。付出与得到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更何况克瑞斯来自“金钱至上”的美国。在美国，他的工作经常以小时和分钟来计算报酬，但在中国，他却以奉献为先。从美国文化中抽身出来，吸收中国文化并融入自己的价值观，这就是我们之间友情绵绵不绝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