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昌：律师忘记了案件风险和功利才能出神入化

　　对话人：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 田文昌

　　客观冷静对待褒贬不一的评价

　　记者：之前很多人都劝您不要下海，说下海很容易呛的，但是这么多年您还勇往直前，乘风破浪。在您印象当中最困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您有没有想过放弃？

　　田文昌：在我出来之前，大邱庄的案子刚结束不久，那个时候面临着政治压力和生命的危险。其实禹作敏才是真正的黑社会。后来成功了，我被舆论捧上了天。十年后辩护一个黑社会案，又把我打入地狱。我为什么说出天使和魔鬼的比喻？这是有感而发，任何一个表述都是有来由的，不是凭空来的，因为我被捧为天使，又被贬为魔鬼，我体会太深了。

　　记者：对，有人说你是律师包青天是吧。

　　田文昌：对。

　　记者：但是因为“刘涌”的案子，您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有人说您是腐败分子的帮凶，对这种褒贬不一的评价您现在的心态如何？您如何看待这些。

　　田文昌：这需要客观冷静地分析，我经历过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考验，经历过这样的波折磨难，我磨出来了，我还能比较冷静地对待这个问题。 从理念和理论上分析，都不奇怪，人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包括刑诉法修改过程当中的争议，包括律师发挥作用的障碍等等，其实根本上就是观念的问题，中国法治的历史太短，中国律师的历史更短，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发展，都应该有一个认识的阶段，任何一个事物的发展都不能超越其必经的历史阶段，律师制度在全世界是一个延续了几百年、上千年的职业，但是在中国还真就是一个新生事物，在几十年中，发生了各种各样的误解和分歧，这是很正常的很难免的，就是我们应当怎么对待的问题。

　　律师的职责感和个人的喜恶要分开

　　记者：像您说的律师制度经历了很长的过程，美国的林肯他也做过辩护律师，他也说过，其实辩护律师是一个让人很讨厌的事，因为经常给流氓、恶棍辩护，您怎么看刑事辩护律师的定位？

　　田文昌：我曾经讲过，我被流氓打过，被小偷偷过，被贪官欺压过，但是我给盗窃犯、流氓、黑社会、贪官都辩护过。

　　记者：那您心里不会很纠结吗？

　　田文昌：会有的，不会没有的，但是你把你的职业感，职责感和个人的感受一定要区别开，律师和医生很像，医生天职是救死扶伤，如果给你送来一个病人，一看是十年前的仇人，你恨不得杀了他，但是按照职责，你要先救了他，然后再去制裁他，律师也是这样的，职责所在就是这样的。我曾经有一次说过，有一个案子，我要是法官的话，我也要判他死刑，真是十恶不赦，有这样的情况，我亲身遇见过，但是如果一遇到你辩护，你也得给人家辩。说实在的，我有两种感觉，我有切身体会，有的一些案件完全是履行职责，我尽到最大的辩护职责，虽然我知道他有罪，但是我尽职尽责辩护。还有一种我知道他是冤屈的，我会更尽职，投入更多的心思，不光是一种职业行为，还会投入更多的感情和更多的责任来辩护，还是有区别的。

　　做一个案子忘记了风险和功利才能出神入化

　　记者：还有人说您是拿了大钱，替贪官消灾的，对于这样的看法您怎么看？

　　田文昌：这也是一种误解，我都很理解，比如腐败的帮凶的说法，这本身的逻辑就是错误的。腐败是先有的，被抓了以后才找律师，不能因果倒置，帮凶是共同犯罪，概念就不对。至于收钱，律师本身就是有偿服务，如果律师不赚钱，怎么生活？但是对有些人可以赚钱，对有些人可以去扶助，还可能搭钱，这就是律师一个基本的责任。 其实每年都有一些不收钱的案子，有一些是搭钱的案子，有些弱者我搭钱给他办案子，还有些本来不是搭钱的，做着做着没钱了，我觉得确实冤枉，必须要做，我就往里搭钱了。我经常对律师讲，你做一个案子的时候，当你忘记了风险和功利，忘记了一切，只是想把这个案子做到底的时候，就真正做到了出神入化了，就做进去了。当然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这样，但是你对于有条件的可以收钱，没有的话可以帮助他一下。我曾经说过希望每个律师一年办一两个援助的案子，全国20万律师，一年就可以办几十万个案子，如果办不了也可以，你不办刑事案子，你可以支持别的律师去办，这是可以的。当然这只是个人的想法，不是普遍的号召，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有这样的号召，但是我个人是这样做的。 前些年媒体关注的是我无偿援助的案子，就把我奉为天使了，后来虽然我也在做，但是由于更关注我办理的官员的案子，所以又把我变成魔鬼了。但是对我来讲，只要自己问心无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