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名跨律师：10年刑辩路 见证司法进步

　　2002年，一名退伍后的战士第一次重回云南，以一名律师的身份，为了保住当事人的生命而努力，他的名字叫杨名跨。他说：“我很珍惜律师这份工作，做律师要有底线，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争取当事人权益的最大化，且恪守不能触碰法律禁区的准则。”

　　在云南办案十年，他从一名初出茅庐的年轻律师成长为国内知名的刑辩律师、环保律师。他亲身见证了这十年来云南的司法进步。

　　对刑辩律师意见的重视

　　判决时，刑辩律师的辩护意见经常会被参考、采纳。而在更早之前，为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得不到足够认识。

　　2002年，杨名跨第一次来云南办案。他的当事人是贵州的一个农民，住在靠近云南富源的地方。他因事与人发生口角，被对方持棍棒追打。在逃跑的过程中，他反身连刺追打者数刀，导致对方失血过多，抢救无效死亡。

　　当时的杨名跨只是一个执业没几年的年轻律师。一般年轻律师都不大愿意碰刑案，不愿做刑事辩护，觉得辩护难度大，回报率也比民商案件低。刚入行时，他办的大多是“人命关天”的案子，有的案子在杨名跨接手前，一审判决结果就是死刑。这个案子也是如此，杨名跨的当事人被当地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的罪名提起公诉，根据他持刀杀人的犯案情节，公诉人请求法院判其死刑。杀人偿命，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农民必死无疑。

　　杨名跨不这么认为。根据此案的事实和情节，两人发生口角后，受害者曾用棍棒追打被告，被告在躲避时随手找到一把刀，拿来反刺对方，属临时起意。杨名跨认为，这个农民无犯罪前科，是初犯，虽然杀了人，但是由民事纠纷引发，主观恶性不深，对社会的危害性并非特别严重。因此，杨名跨以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辩护，请求法院充分注意案件存在的从轻情节。

　　最终，当事人被法院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执行。杨名跨很激动，不仅因为律师的部分辩护意见被云南的法院采纳了，更在于为当事人留下了宝贵的生命，在生命剩余的时光中，他有机会悔过自己的罪行。

　　2008年，杨名跨在富源县又接手了一起刑案。当时被抓的多达36人，其中大多数是未成年人。案情并不复杂，涉案的未成年人多是被几个成年人蒙蔽，没事在一起吃火锅、娱乐，然后就被人利用，带到周边的矿上收保护费，结果涉嫌抢劫落网。

　　杨名跨通过对控方证据的充分质证与辩驳，基本还原了案件的原貌。他发现，很多孩子在整个过程中都没有动手，更没有参与组织策划行为，最多是到场去“充人数”。既然未成年人事先没有犯意，有的人又没有实施具体犯罪行为，他建议法庭对待未成年人以教育为主，与一般犯罪分子区别对待，以充分体现国家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立法精神与相关刑事司法政策。

　　杨名跨记得很清楚，审理这起案件的云南法官耐心地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性权益，并最终采纳了律师的辩护意见，对涉案的未成年人大多“实报实销”（关多久判多久），当事人仅被判处1年有期徒刑，并在宣判后便获得了自由。

　　在一段时间内，杨名跨办理的案件以刑案为主，其中又以暴力犯罪案件居多。或许是因为他曾入伍当兵，是一个“兵人律师”，敢于代理这样的案件，对公检法机关也不存在畏惧心理。在庭上发言时，他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独立辩护，勇于争辩，为自己的当事人争取合法权益。

　　现在看来，当年办理的这些刑案，对一名律师的成长帮助非常大。因为办理这些案件，首先要吃透复杂的案情，还必须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专业知识。杨名跨总说：“作为律师，表面上我是在为被告人辩护，实质上是在协助法庭查明案件事实、把关判决质量，使法院的判决结果经得起推敲。”

　　而杨名跨还能感觉到，十年之前，云南的法官、检察官就对刑辩律师保持着应有的尊重。最终判决时，刑辩律师的辩护意见也经常会被参考、采纳。而在更早之前，为犯罪嫌疑人辩护几乎是得不到公众与司法机关的足够认识的。在云南出庭十年，这样的经历越来越多，这样的认同越来越多，杨名跨获得的成就感也越来越多。

　　“慎用死刑”背后的司法观念进步

　　“案情依法可判死刑，改判缓刑也有依据，在法官可自由裁量的范围内，在逐步控制死刑的国际大趋势面前，这并无过错。”

　　一路走到现在，杨名跨受理的涉及死刑的案件有20多个，经辩护，一半以上的当事人最终都被处以“生刑”。接触到的刑案越多，他越感受到生命的可贵，越体会死刑的残酷，对待死刑案的态度就越慎重。杨名跨接触到的犯罪嫌疑人里，就算是暴力犯罪，也找不出谁是穷凶极恶、丧失人性的，非杀不可的人。

　　来云南后，接触到的毒品案件越来越多，其中大多数都涉及死刑。杨名跨发现，他经手的一些毒品案中，存在犯意引诱的情节，或者交易的另一方凭空消失，案情可疑。有的犯罪嫌疑人并没有实施犯罪的主观意图，而是在诱惑和促成下形成犯意，实施犯罪。在他看来，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存在犯意引诱的案子严格意义上都应该做无罪判决。对于上下关联方都没有查实的所谓“贩卖、运输毒品”案件，他的辩护意见基本上都是非法持有毒品。虽然被采纳的不多，但在量刑时，有相当一部分法院参考了他的辩护意见。

　　随着执业经历的不断积累，杨名跨对于死刑有了不同以往的认识。在他看来，刑罚的目的不仅在于打击犯罪，更在于预防犯罪和保护人权。而死刑是极刑，剥夺他人的生命是无法逆转的，也是残酷的、非人道的。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如果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不是非死不可，不是不可饶恕，那么就应该慎用这一极刑，给他一个改过从新的机会。

　　“现在的人在控制个人情绪方面，或许会缺乏理性，但却是人性的必然表现。因为某个偶发性因素的突然出现，人很容易出现情感失控，进而实施暴力、或者变得具有暴力倾向。比如在一个美女面前，你要公然斥责一个自尊心很强、很要面子的男人‘性无能’，他肯定会暴怒地挥起拳头。我一般这样来解释激情犯罪，因为在平时，处于理性状态下的他断不会实施这种暴力。而我们也应该把这种情况下的犯罪，如杀人与蓄意杀人等恶性犯罪行为区别对待。”

　　2007年，杨名跨在《凤凰周刊》上看到一篇报道，说意大利反死刑组织发表报告称，2006年全世界有5628人被处决，其中中国被处决人数达到5000人。报告统计，2006年世界上有27个国家执行了死刑，同时，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废除死刑制度，2006年有51个国家废除死刑。#p#分页标题#e#

　　难道世界上绝大多数罪无可赦的罪犯都出现在中国？作为一个经常办理死刑案件的律师，这些数字让他感到很奇怪。

　　其实，事情正在变化。中国正在逐渐控制死刑判决，这是司法进步的大趋势。从2007年起，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20多年来，中国对死刑做出了最重大的一次改革。此后，为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全国各地都在贯彻“慎用死刑、少杀慎杀”的原则，不滥用死刑，人们对于死刑的思考也越来越多。可以说，高死刑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正是因为这样，2011年轰动全国的云南李昌奎案二审作出死缓判决时，才会引发这么大的争议。在杨名跨看来，李昌奎将19岁的前女友强奸、杀死，还把她3岁的弟弟倒提摔死，手段残忍，情节恶劣，依法判处死刑并不为过，但引发争议的二审改判也并非没有依据。

　　“最高法院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要求慎用死刑立即执行。李昌奎已自首、悔过，赔偿死者家属，如果你是二审法官，一个案子的案情符合最高院的要求，也符合‘少杀慎杀’的刑事司法政策，案情依法可判死刑，改判缓刑也有依据，在法官可自由裁量的范围内，在逐步控制死刑的国际大趋势面前，这并无过错。”

　　今非乱世，何须重典？十年前，中国中的大多数人还抱有“杀人偿命”的思想，十年后，理性思考的人已越来越多。杨名跨相信，若干年后，人们回头再看李昌奎案，再看药家鑫案，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感触。

　　“我们的司法越来越趋向理性的、文明的，是慎重的、有序的，对待自己的国民的态度是宽容的。同时，刑罚不仅要追求其功利性，惩治犯罪，更当引导公民，尊重生命，尊重司法人权，强化刑罚的人道性。”

　　以法促环保愈发受人关注

　　面对环境污染问题，云南省的司法创举不少。环保公安及环保检察机构的成立，均是全国首家。

　　来云南从事律师职业后，因为喜爱这里的秀丽景色，又接触到一些环保人士和环保理念，杨名跨对环境保护方面的兴趣渐浓，开始关注与环保相关的司法问题。多年以来，他先后参加了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环境资源法专业委员会、中华环保联合会、云南省律师协会环境资源法专业委员会，并多次参与环保志愿服务活动，充分感受到云南环保领域法制建设的飞速进步。

　　“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这是中国宪法的明确规定。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国家仅制定了6部重要法律，环境保护法就名列其中，可见国家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陆续制定了海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多部环保法律。

　　近年来，云南对于破坏环境的处罚判决不可谓不重。2008年，因为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环境违法行为，导致阳宗海水体受污染，水质从II类下降到劣V类，云南省锦业公司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被一审判处罚金1600万元人民币，多名涉案人员获刑。

　　面对环境污染问题，云南省的司法创举并不少。阳宗海重大砷污染案件后，云南于2008年11月成立了昆明市公安局环保分局、昆明市检察院环保检察处，以及昆明中院的环保法庭。之后不久，又分别在另外两家中级法院及6家基层法院成立了环保法庭。虽然环保法庭不是云南的首创，但环保公安及环保检察机构的成立，却是全国的首次。

　　杨名跨说，目前云南的9个环保法庭成立以来，所处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仍然有限。整体而言，环保法庭的设立还没有完全达到人们的预期，包括相关司法机关本身的预期，也出现过环保法庭因“无米下锅”而被迫变身“刑事庭”的窘境。现实中各地环保法庭普遍强调的是，只受理环保部门、民间环保组织及检察机关提出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2011年，全国首届环境司法论坛在昆明召开。作为关注环境保护的律师，他曾提出通过司法的监督和审查，促进政府的环保职能，这才能切实秉行于法治的轨道。因为不少环境污染本身就与环保部门行政不作为或乱作为有关，环保机构本身就当成为司法审查的对象。

　　作为法律人，一直以来，杨名跨所思考的是如何通过司法途径，维护每个公民的环境权益。他的硕士毕业论文题目是《论利害关系人提起的环境行政诉讼》。其中提到：“我认为，明确利害关系人，而非行政相对人享有的广泛诉权，才能借行政诉讼之路径，巩固和强化环保部门在国家政府构成中应有的权重比例，从而让环保法规确定的内容落在实处。”

　　如今，环保权益已明确被列为公民的基本人权，找杨名跨咨询环境问题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一直坚信：“欲兴环保大业，必兴环境法治；欲兴环境法治，端赖行政诉讼。唯如此，环境法规才有生命，环保事业才可期冀。”

　　对执业律师的尊重

　　虽然有时还是会遇到立案难、会见难等问题，但在云南，这些问题比较容易解决。

　　来昆明发展之前，杨名跨曾先后在贵州、广东等省的律所执业。在云南办案10年，对比其他地区，他感觉云南的执业环境还是不错的。“云南本地人很热情、不排外，云南的很多公检法机构面对律师时也很有礼貌，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目中无人的态度。”杨名跨在办案中，得到了不少体制内法律人士的尊重和帮助，让他记忆犹新，为之感激。

　　作为一个经常代理刑事案件的律师，会见权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实话实说，杨名跨遇到的“会见难”的情况并不多见。少有的几起也大多发生在云南省外。作为刑辩律师，他在省外曾遇到过会见被刁难的情况，要么拒绝会见，要么会见时有警察在场，当事人一言不发，整个会见过程成了哑巴会见。但在云南，会见当事人要容易许多。

　　会见权是律师的执业权利，也是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有规定，无论是警察还是律师，都要依法办事。杨名跨常说，律师和警察工作分工不同，两者并不矛盾，律师会见也是为了掌握案情，维护法治，两者不是对立的，律师会见不会影响到案件的侦破工作。

　　“我常给他们讲，你们案件侦查这么久了，我来会见不过几小时，你们有什么好担心的？侦查了这么久的案情能被我才两个小时的会见推翻吗？你们办案应该有起码的自信……咱们警察和律师之间要有基本的互信，我们要尊重警察的侦查权，但警察也要尊重涉案公民的辩护权、辩护律师的执业权。通常我的话还没说完，云南警方就立刻回应：‘好吧、好吧，去会见吧。’”#p#分页标题#e#

　　当然，有的时候律师执业还是会遇到一些阻力。比如有时去法院时会遇到立案难的情况，有时候案子移交法院审理时不让会见，或者说案情影响大了，害怕律师会见了。遇到这些情况，杨名跨还是会去讲道理，争取立案、会见的机会。如果不行，他会给人大写信，给法院领导写信，据理力争，要求依法监督，通常也会得到回应。

　　遇到立案难时，他会和法院的人讲道理：“当事人选择律师帮助、选择司法救济，就是选择了一种理性、文明、可控的纷争解决之道。从街头到法庭，从广场到剧场，无疑是一条人类文明与进化的正确路径。若如此，近年来不断上演的众多群体性事件定会得到化解。”

　　事实上，律师的存在，就是运用法律知识，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把各种社会纷争引入到文明理性的法律途径。而律师存在的根本价值，就是为了维护公民权利，故有人说律师就是人权卫士，成为老百姓抵御非法侵害，尤其是非法公权行为侵害的“护身马夹”。

　　社会总是在不断前行。2009年的“躲猫猫”事件发生后，云南省组织了事件真相调查委员会，公开面向社会邀请网友和社会人士参与调查，在15人的委员会中有8人是网民和社会人士。邀请社会人士参与调查，体现出云南对社会声音的重视，是政府机构主动应对热点事件的新举措，也反映出人们对于公共事件不再抱以“与己无关”的态度。公民呼声已不可忽视。

　　“对于我们律师而言，这样的环境将更有利于弘扬法治精神，保护公民权益，维护司法公正。在此情形下，越来越多的律师已走在一起，共同关注社会热点事件，向弱势群体伸出援助之手。更多的律师敢于表达自己不同的意见，更多的人在行为上敢于坚守自己的底线。”杨名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