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律师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律师路上律师路上2018-08-17 收藏 : 3 查看 : 5737 评论 : 6

原创作者: 快乐大猫兰兰（微信公号）

文章来源: 学法网 xuefa.com

好律师，根据全美律师协会的标准：热忱为客户服务、行为必须符合公共利益和社会道德。

可是客户、被告人的要求未必符合公益，有时还可能贻害他人，明显违反法律。

律师为他效力，提供咨询或诉讼服务，就面临一个伦理选择的难题：

律师的职业义务和好人的道德准则发生了冲突。

——冯象《政法笔记：好律师能不能也是好人》

最近看了冯象教授《政法笔记》中的几篇文章，都是讲律师行业的。这本书大二的时候就买回来了，但当时没太看懂。因为书里理论性比较强——虽然说这本是根据实事案例来“浅谈”的，但是大二我还是积累不够，看不懂。最近又从书柜里拿出来看看，觉得还很有趣。

从书的扉页上的诗，可以知道冯象教授应该是经历过那个“特殊的时代”，而且文章里他几乎都是在国外上学的，所以有些看法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和以前看过的国内研究有很大区别。仁者见仁吧。

就如开头的文摘里所说，冯象教授这篇“笔记”，是来源于他美国导师思考的“世纪难题”：好律师的幸福感大部分很低。通过成功律师晚年的自传，可以发现他们自我谴责的意思。

他的导师认为，律师本来是一个自由职业，但因为后工业时代的发展（我的专业社会学里，关于后工业的解释，大体是指：因为工业革命后，经济和工业进步的太快，导致的文化、商业呈现碎片化的趋势）竞争激烈，从而导致律师慢慢成为一种“出卖法律技能”是行业，就和初心相违背了。因为基于契约关系，好律师应该热忱地满足委托人的诉求，但委托人的诉求有很多时候是与道德伦理、法律相违背的。而且律师也有保密义务，这些一系列的职业义务，好像就和道德伦理形成了悖论。

冯象纵向分析了律师的“前世今生”：律师在古代被称为讼师，“持两端之言，行不公之事”，其实在百姓心中地位不高。

到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律师开始逐渐成为协助国家机关维护法治的一种公务员，那时候律师的任务很单一，也是“吃国家粮”，所以即使为刑事案件辩护，也没有什么道德争议。

但随着时代发展，律师行业慢慢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分离出去，国家还单独设立了“职业资格考试”来特许律师的职业身份，律所就兴起了，律师开始单独成为一种经济职业。

虽然文中提到了一些“无良律师”现象（作者认为可能是“先富起来”的观念导致的），但这篇文章讨论的，其实是合法律师职业中的道德伦理困境——就是说本质上是法律程序性正义VS大家心中的道德正义。

冯象《政法笔记》：

律师的伦理处境跟常人的生活经验不同：业务在多数情况下是以金钱交易为前提的：法律服务是他向客户出售的商品，他与客户之间是契约关系。由此发生的利益冲突的伦理问题，都是他自愿卷入的。

比起其他行业，律师另有一点关键的区别：他不仅要对客户/被告人负责，承担伦理义务，而且还服务于“国家法律与社会正义"，亦即他享有执业许可而运作其中的法律制度，以及支撑那制度的政治理想与道德价值。

法律既是约束他言行的规范，又是他兜售的技术知识。律师仿佛扮演了“双重间谍"的角色：一边向现行法律负责，一边又效忠于某些个人和机构（客户）的利益。

关于职业中道德困境，我和同事们讨论了一下，他们的观点是和冯象教授一样的（PS：他们事先没看过这篇文章的）。所以共识可以这样说：法律程序性的正义，才是看得见的正义。因为毕竟大家心中的正义千差万别。至于道德，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合法的就不违背道德。

以前上学的时候，我是和不是法学院的同学一起住。她们看了一些电影有庭审的片段，经常问我：为什么坏人也有律师？律师为什么帮坏人说话？

我：“因为那是辩护人啊，就是为被告保障人权的啊。”

室友：“那么坏干嘛保障他的人权啊？”

我：“人人都有人权啊，罪行重的国家有法律援助的。”

然后她们就各种不理解，觉得很不合理，觉得这样是违背正义的，辩护人是坏人的帮凶...看来合法职业的律师，还真是通常有道德困境...

然后就是著名的“辛普森杀妻案”，经常被拿来和“聂树斌案”对比开黑...其实对比之下，本质上就是程序和道德的冲突：程序正义了，得到的不一定是符合大众正义的结果——但是，程序不正义，结果肯定正义不了。

这一点我觉得冯象教授说的特别好，我的同事也都是这种观点，分享给大家看这段文字：

冯象《政法笔记》：

我们讨论的是合格合法的律师，作为政府特许“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法治从业者，能否为自己的工作，为本行业的功用价值作法律形式主义的辩解。

法律形式主义是一切法治精英的看家本领，其要点为一自编自演的故事：法律本本文字艰涩，案例学说每每自相矛盾，常人未受专业训练，不可能正确理解、有效操作，何况“公庭惶悚之下，言辞每多失措"，没有律师代理不行。

又因为一切法律问题的最终解决，理论上都应通过当事人（包括政府和公民）之间“平等对抗"的司法程序，所以律师的作用，归根结蒂是程序性的，亦即非道德的。他出力为包括坏人在内的被告人辩护，罔顾受害人和公众的利益，乃是法治为顺利运作而必须负担的成本。

假如律师不这样热忱为客户服务，任凭政府操纵司法，到头来我们所有人的权利都会受到损害。

“没有律师代理，刑事被告人就算完全无辜，也有定罪之险，因为他不了解证据规则，无法判断指控成立与否，也不懂得如何作无罪辩护"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萨瑟兰语）。

根据这一原理，律师为坏人效劳，实际是履行他的体制角色。他辩护越是成功，那体制就越发健全，越让人放心。

例如，球星辛普森被控谋杀前妻及其男友一案，辩护律师团打种族牌挑选陪审员，采用种种技术手段不惜一切代价排除警方收集的定罪证据。结果辛普森无罪释放，留下重重疑团：受害人家属对辛普森提起的民事赔偿诉讼，却成功了。

虽然律师团的辩护很可能开脱了凶手，无益道德，但他们“完美"的法律服务没错。因为法治之法是中性之道德；而“平等对抗"的诉讼程序，须保证被告人享有他所能；调动的一切法律服务，以便同公诉人（检察官）代表的政府对抗，即使被告人真是凶手，律师团帮他胜诉获释，挫败正义，从法“程序之治"的长远利益来看，也还是值得：失败了的正义可以在本案之外，在体制的层面抽象地促进法治。所以律师为坏人辩护脱以虽然为常人所不齿，仍有一种期待中的伦理回报或幸福感。

最后，冯象教授以这段积极的话结尾了。没错，就是这样。

正义在一个个具体案件中遭受的挫折，本是她修成正果之前先要经历的那九九八十一难。劫难尽头，法治在手，我们还得谢谢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