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政法78级：难以复制的一代神话

行业观察法眼天下2019-01-02 收藏 : 5 查看 : 16596 评论 : 35

原创作者: hongbo128

文章来源: 搜狐《后窗》

在1978年10月之前，阮齐林在安徽省霍山县修水坝，张建田在东南沿海的军营里站岗，邓标伦在岭南大山里挥锤打石，邓文定是南昌电子管厂的车间主任，袁其国在宁夏平吉堡国营农场摇动着电影放映机，王云海则蜷伏在华北平原的绿野里，眼前是一望无际的苞米地。

他们年龄悬殊，彼此没有交集。1978年10月，他们从中国的22个省区来到重庆，成为西南政法学院78级学生，在4年后的毕业典礼上，有人用川音朗诵李白出蜀时的名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引得哄堂大笑。

40年过去，他们中间高密度地出现高级官员、大法官、大检察官、大律师、法学教授与知名的学者，甚至还有国家领导人。

著名法学家朱苏力曾经开出一张国内法学学者“大名单”，近乎一半出身西政，其中78级又居首位；在司法界，有一大批西政78级毕业生身居要职；西政78级被媒体称作是中国的“法界黄埔”，是“不可复制的神话”。

“七八现象”也并非在司法领域内独有。北京大学77级中文系出现了一批深刻影响中国传媒领域的总编辑与名记者；北京电影学院78级导演系、摄影系、美术系共同构成了“第五代导演”的群体；华南理工大学78级无线班的李东生、黄宏生、陈伟荣分别创办了TCL、创维和康佳三家彩电巨头，一度占有全国市场的40%……

不是每一代人都可与“大时代”紧密相连。77级、78级群体作为大变革开端的产物，他们是从2000万适龄考生中走出来的67.2万人，他们普遍有过底层的生活经历，见证了中国社会与个体命运的巨变，反思过深信不疑的教条，参与了80年代的思想解放，他们的青春在变动中度过，身上总有光阴迟暮的紧迫。

一、歌乐年华

2016年11月20日，北京下了入冬的第一场雪，张建田在书房里校订完了他的回忆录——《歌乐年华》。这部追忆西政七八级往事的书稿耗费他4年时间，共55万字。

4年前，他从中央军委法制局退休，卸下了肩上的大校军衔，开始着手他的“人生三部曲”写作，《歌乐年华》是第二部，也是最核心的一部。4年来，他得到了西政七八级十余位同学的支持，写信或送资料，悉数保留了数百张老照片。

2016年5月，张建田返回老校区收集资料，当年手植的绿化树已有参天之意，只是校道上人迹稀少，西政的大部分师生已经搬到了条件更好的新校区了。

体育馆被荒草包围，球场边的坐椅也掉漆散架，未变的还是当年的阅览室，只是课桌落满了灰尘，张建田欲推门而入，却被一把大锁挡住。

1978年10月，从全国各地赶来报到的学生汇集在西南政法学院的校门口，校门上是郭沫若手书的“西南政法学院”的大字，由几根钢筋，半个圆弧给撑了起来。

校园内的东山大楼是教学楼，是宿舍、还是食堂。老鼠在破败的门窗间穿行，大楼周边都还是土路，一到重庆漫长的雨季，学生们就穿雨鞋趟过一道道泥浆，并互相打趣，真是“稀烂政法学院”。

二、“稀烂”得以保留，并不容易

1971年，全国的政法学院面临着裁撤。几位西政老先生出于护校冒险给中央写信，2年后，最高人民法院下达了西政“人员不动”、“校产物资不动”、“图书不动”的通知。同期的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等其他4所政法院校均被裁撤。

1978年2月，国务院决定将西政列入司法部所属全国5所政法院校中惟一一所重点大学。并被批准提前于其他政法院校一年恢复招生。

1978年，全国法科专业招生729人，西南政法学院就有423人，占一半有余。“惟一”、“重点”、“最早”、“一半有余”的光环让西政78级得以鹤立鸡群，伴随长久的先机与荣耀。

大学复课，从狱中返回讲台上的教师们不仅用功教学，对学生也是格外体贴，每年暑假前的考试，老师们发完一张试卷，就在卷子前摆上一个放有冰棍的小碗，让学生缓解考题与高温的煎熬。

1978年，西政的馆藏法学类图书在全国政法院校中是头名。面对知识饥渴的学生，图书馆全面开放，本科生借中文书一次20本，外文书一次5本，研究生借书不限量。于是就出现一个79级的研究生挑着大箩筐去图书馆借书的景象。

在图书馆晨曦诵读，回宿舍挑灯夜战，对这些来自底层的“骄子”们，是习以为常的事。这既有他们先天不足的知识饥渴，也有勇猛精进的自我期许，还有今天人们无法想象的家庭与社会的重托。

1980年，诗人顾城为成长于变动中这一代人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诗篇：“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质疑与思辨使得这代人成为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青年引领者。

东山大楼通往食堂的土路边有一排墙壁报，学生们在这里辩论，张贴表达自己观点的大字报。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开始，到对雷锋精神的反思，再到全国性的人生观大讨论，《中国青年》杂志上署名为潘晓的文章《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他们兴之所至，甚至徒步走到重庆的解放碑，在人流中振臂高呼，大谈“中国向何处去”。

张建田回忆，“虽说是法科学生，当时我们却无法可学，无法可论。毕竟到1979年，中国也只有7部法律，我们是和新法一起成长的。”

1981年，中国颁布了《新婚姻法》，西政的学生们又多了一个大议题。这一年，琼瑶的《窗外》和《在水一方》风行大陆。新法中将离婚的必要条件改为双方感情确已破裂并经调解无效，“爱情是婚姻的灵魂”不仅仅只在琼瑶电影里显得崇高了。

著名的法律文化学者梁治平对搜狐号《后窗》说，“西南政法学院是破败而狭小的，但却保有开放、自由和平等的精神，无愧于大学之名。”

三、“新生活”

张建田找到了1978年10月13日学校制作的《1978级本科学员名册》，其中对新生的类别有详细的统计：留城青年10人，军人15人，应届高中生46人，基层干部59人，工人144人，知青则超过一半的比重，达到了229人。

今天，西政78级学生中产生了22位副部级以上官员，100余位厅局级以上干部，100余位教授与学者，还有100余位著名律师与商界人士。

显然，高考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张建田的父亲是南下干部，凭军功在福建山区的县城里做法院院长，张建田出生时，家庭条件尚且不错。

到了1966年，张父被打进了牛棚，全家就只有母亲一份收入，张家地位一落千丈，他的大姐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上了大学，但代价是与家庭划清界限。

作为长子，张建田白天要挣10个工分养家，夜里还要给牛棚中的父亲送饭，写检查。他想复制姐姐的轨迹，1974年下乡，却没有碰上学员指标，劳动局又命令他当上了造纸工人。直到1976年底，他被征兵办带走从军。

到了部队，他听说全团仅有一个高考指标，列兵不能参考。他的年龄却到了22岁。当他的得知获得指标的士兵准备弃考时，他跑到团机关的政治处，把政治处主任堵在门口，死缠烂打才争取到这个破格考试的机会。

对于西政七八级而言，超过半数的知青，阮齐林就是其中之一。

阮父在当年是高级知识分子了，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系。1968年，阮父因无法忍受文革的迫害而自杀。

在上山下乡的背景下，阮齐林的哥哥留城，弟弟就必须要下乡去当知青。1975年，阮齐林勉强高中毕业，他要到安徽省的霍山县下乡。

农村确实广阔，年轻人下到田地里就不见了。阮齐林要负责改善土地肥力，他的田地在山头，坡高路远。农家的粪桶高，阮齐林个子矮小，又不会换肩，只能直挺挺的扛上山头。农闲时分，他还跟着大队去背石头，修水坝。

1978年高考，张建田凭借替父写检查的3年功底，政治考了93分。历史考试又遇到了孟良崮战役，他的父亲就在此役中立下战功。他特别熟悉，先引用了一段毛主席语录，随后就滔滔不绝。

不过，张建田把作文缩写看成了“改写”，出考场时，幡然醒悟，几乎要昏厥。

也有考题正中下怀的。

1966年春，肖复兴就收到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录取通知，他却被召唤去往北大荒。1978年，年纪压线的肖复兴永远记得中戏首试的考题，《重逢》。

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恢复招生，计划5个系招120 人，但前来表演系报名的考生就近万人，竞争激烈。初试是分析影片《英雄儿女》，30分钟后，考生田壮壮就交卷离场了，因为他的父亲田方是该片的主角。

1978年，全国610万考生只有40.2万人得以进入大学，其中年纪最小的只有12岁，叫张亚勤。40年后，他成为百度公司的总裁。

录取通知书来的时候，张建田还记得父亲打电话时的哽咽；阮齐林是那辆挤满考生的卡车上唯一的幸运儿，只是通知书到家时，阮齐林母亲的遗像已经挂上了墙头。

阮齐林在开学前夕找到了三个好友去照相馆合影留念，他们给这张照片取名为“新生活”。

四人中，三人都上了大学，日后也各有成就。只有杨志太过了重点线4分，却没有被录走。十几年后，杨志太所在的工厂倒闭了，他就在当地的小区做了多年的保安。

张建田家的大学故事也还没有结束，张家兄妹7人中前后有6人上了大学，张建田说，这倒不是因为张家人聪明，因为这是走出大山的唯一出路。

六弟一直在复读高三，第5次高考，因为压力太大，昏倒在考场上，父亲用担架把他抬出来，要他弃考。张建田从重庆发电报回家：再考不上，我就拿枪回来枪毙你。

第六次，六弟考上了南京林学院。90年代，他技术移民至加拿大，在枫叶之国，他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林业专家。

四、我曾领略一种高尚的情怀，这是我的烦恼

1982年春夏两季，77级、78级接连毕业，在人才断档十余年之后，国家百废待兴，国家提出干部队伍年轻化。社会对这两级学生翘首以待，就有了“77金、78银”美誉。

今天，在中国的各行各业中，这两级学生里诞生的中坚与栋梁，不计其数。

西政78级的分配名单显示：1982年夏天，163人进入中央机关22个部门及其下属单位，191人分配到26个省、直辖市、自治区，35人继续读研深造。从区域看，去往北京与广东省的最多，达到了130余人。

阮齐林考上了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的研究生，户口也迁到了北京。1957年，阮齐林就出生在这里，他随父迁到安徽省安庆市，又从城市户口迁到了霍山县的农村公社，最后因为高考的缘故，又重新回到北京。

作为中国著名的刑法学家，阮齐林不仅仅只是书斋中的学者。1996年开始，他就是《今日说法》的普法嘉宾。关注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在西政七八级的学者中同样是普遍的。近期，他从刑法的立场为“仿真枪案”写普法文章，为“刺死辱母者”鸣不平，刑法领域的诸多困境令他尤为烦恼。

1982年，一个军队的调令让张建田错失了最高检提供的职位，他回到了原部队当了排长。张建田从法理出发，发表了名为《部队还需不需要我们》的文章，这引起了军委的注意，文章甚至推动了军队的高考改革，他也被调入北京，在中央军委法制局任职，成为中国军事法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现在，张建田开始了下一部回忆录的写作，他希望能够体现出中国在军事法领域的发展脉络。张建田对说：“1979年，中国只有7部法律，现在有257部法律，几乎涵盖了所有领域，40年来的中国法治走的每一步，都可以看到西政78级的脚印。”

一些晚辈觉得他写回忆录不过是上了年纪爱回忆旧事罢了。张建田不认同，他觉得那一代人的精神与风貌是有传播价值的，是可一而不可再的。

退休后，他经常到高校给大学生上军事法的课程，他特别反感当今大学里弥漫着“利己主义”的气息，他说，“学生请我吃饭，一定是有事相求。他们当学生干部，入党，都有很明确的计算，他们把时间花在考证上，却不读书，不关心国家大事。我怎么说，他们都不理解，真是烦恼！”

正像歌德诗云：“我曾领略一种高尚的情怀，我至今不能忘却，这是我的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