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正义：调解不能让公平大打折扣

　　访问：作者华夏正义的学法家园

　　记得还在大学的时候，我在律师事务所实习，其中经历了一个建筑工程的案件，那时候我就认为我所代理的当事人这一方违约在先，这个案子就是应该输，结果一审法院判决我方当事人败诉，我方当事人上诉，但是二审的结果却令我吃惊，中院调解结案，我方当事人还“挽回了一部分损失”。当然作为律师的角度来讲，没有“道理”的案子也是可以做的，因为法律讲究的不是事实，而是证据，那个时候在我原有的正义观里，这是不“正义”的一个结果，那时候我就认为“和谐大于正义”，我的这个观点也得到很多律师的赞同。

　　我个人不反对调解，调解是结案的应该一种很不错的选择，这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矛盾，促进和谐。但是调解发展到今天似乎“变了味”，调解在法院内部成了考核的指标，一个只擅长判决而不擅长调解结案的法官，在当下的某些法院可能被考核为不合格，调解结案率高一度成为“优秀法官”评比标准。

　　其实调解之所以受到青睐，还是有很深的渊源的。2008年国内发生了诸如3.14拉萨打砸抢烧事件、4.18法国家乐福超市事件、6.28贵州瓮安事件、11.3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等，这一系列的群众性事件，将司法推到了风口浪尖上。2009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首先在“法院三五改革纲要”中强调，要打造“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多方参与、司法推动”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相继，最高院先后出台一些法律文件，提出了“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司法政策，并要求各级法院要把调解工作贯彻到法院的全部工作当中去。这些变化作为律师来讲应该是体验最深的，部分法院都纷纷效仿设立调解室，甚至有的法院还设立调解庭，去法院立案还需要填一些表格，表示同意接受诉讼调解等等。

　　其实调解结案在这之前我们也是不陌生的，早在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就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就规定：“涉及家庭关系、身份关系的案件，比如婚姻、邻里纠纷、交通事故、合伙协议等”，应先行调解。”调解在设计身份关系的案件中，对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谐有很大的意义，但是调解发展到现在似乎是变了味，很多业内人士就指出：“很多案件法官采用调解的形式结案，就是因为法官感觉这个案件不好判决，所以采取调解的方式”，很多调解的案件往往法官采取“你让一步，对方退一步”，如果你不接受调解，也许事后的结果会给你造成更大的痛苦。

　　所以我个人认为调解是很好的处理纠纷的途径，双方都满意的结果无疑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运用过度也会带来不好的效果。其利暂且不论，其弊端我认为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司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调解并不是节省司法资源的最好途径。在目前的法院中，往往是办法法官少，案件十分多，有些法院的法官一致在案件的压力下超负荷的工作和运转，这一现象尤其体现在基层法院。首先，法官要想把一个案件调解结案，必须付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做当事人的工作”，这无疑会加大法官乃至法院的办案成本。其次，调解都有失败的可能，如果花大量时间调解，结果无果而终，而再次进入诉讼程序，那么所花费时间与精力就付诸东流。再者，在这个案件上花费了很多时间，无疑会使其他人的司法资源得到了减少，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司法的不公。

　　第二、把调解作为考核指标，无疑是对公平的亵渎。工作都需要一个量化的标准，但是吧调解率作为考核法官的一种方式，个人认为是对公平的曲解。当前法院的法官大都处在极大地压力下，身上不但有公平的责任、人民的期望，还有领导的压力、考核的压力，如果压力大了，肯定某些人就会变通的处理，为了达到一定的效果会“不择手段”，会不分案件的的实际情况，都去追求和解的结果。当然说这样的话，可能有些过，但是很难说有些法官就不会这么做。这样，社会似乎是和谐了，但是在当事人心中些许的不满意，会慢慢的积累。从另一个角度看，公平打折扣了。

　　调解有其本身价值所在，这也是一直以来被推崇的原因之一，其实很多学者在对调解赞许的同时也没有因此忽视判决的价值，很多学者都提出类似“判决是为社会建立一种秩序，判决也是构建社会和谐社会的重要方向”，张卫平教授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司法正是通过裁判来明确事实，解释法律规定的含义，从而指引人们的行为，法律规定的社会秩序，没有法院的判决，就是纸面上的法律”，这句话充分肯定了判决的价值所在。

　　一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也一直在强调：法院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执法办案”、“审判是第一要务”，3月份最高院颁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就能很好说明这一点，这也是让我们欣慰的。如此看来，法院的调解工作何去何从确实是值得我们大家好好思考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公平大打折扣。（原文地址）

　　作者简介：林庆宾律师，男，汉族，中共党员，山东沂源人，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法学院，法学学士。学法网总版主，泉城义工。

　　2011年5月于千佛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