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天生的“皮条客”？！

    基于程序正义的理念和诉讼制度，律师的存在使“草民”得以向长久以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公权力说“不”，其典型者如行政诉讼。——人类法治的实践告诉我们：“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最终都可转化为法律问题，并随时间与程序的推进而逐渐降温”（托克维尔语)。

    另一方面，律师又可以充当权力的代理人与私权利进行沟通。——这一特殊的代理人功能，也使律师职业具备游走于公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掮客”属性，其实质其实是成为了平衡社会综合矛盾最有效的调节器。

    三、职业从属性：律师，助纣为虐的“二坏人”？！

    “官本位”下权力不受有效制约，律师在现实无奈与官媒刻意抹黑之下，往往被视作“无权无势无本事、只会耍嘴皮表演蒙人、无耻为坏人开脱、‘给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之辈！

    问题在于：被媒体定性或官方认定的所谓“坏人”，就一定真的是“坏人”么？！佘祥林，赵作海，杜培武们“侥幸捡了一条狗命”，而聂树斌们只能在天国无助地哀号，至于被宣告无罪的念斌们则再次被“心有不甘”的福建公安“瞄上”。——关于他们的无辜，或罪行的可疑，辩诉律师们早已说得明明白白，甚至字字泣血。

    问题在于：即使真的做了坏事，成了坏人，也还是要分辨清楚哪些是他干的而哪些并不是，也还是要分辩清楚他具备哪些从情理上是否具备令人理解、同情的因素（如被害人过错、当事人长期被迫害、犯罪情境特殊等），法律上是否具备法定、酌定从轻的情节（如防卫过当、从犯、自首、立功、悔罪等等）。

    问题在于：即使当事者罪无可恕，也要保持其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与尊严，如不被刑讯、不受侮辱、不遭虐杀。——律师为“坏人”的人性与人权而辩，而非为其真正的坏开脱。

    问题还在于：律师注定“只能为坏人说好话”，只能依照事实和法律说对被告人有利的话，只能为维护被告人的权利而辩护。律师可以拒绝辩护，却绝对不可以“反戈一击”地揭发自己为之辩护的“坏人”的罪行----这种对个案正义的追求必将彻底毁灭辩护律师与被告人之间的信任，从而彻底毁灭整个辩护制度乃至律师制度得以存在的基础。

    关注律师、关注佘祥林、杜培武、杜培武、赵作海、念斌们就是帮助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每一个无辜之人都可能遭受错误的刑事追诉成为社会公众眼中的“坏人”；也许佘祥林、杜培武们身受刑讯逼供却无力辩白的昨天，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遭受刑讯逼供却无力辩白的明天。

    四、职业“在野”性：律师，“天生反骨”的捣乱者？！

    数千年“官本位”下的中国，权力天然具备某种“正义性”，掌握权力的多少（当官的大小）亦成为对个人能力、道德、正义评判的最重要标准。律师没有任何权力，却要代理公民和其他非权力组织对权力进行监督，常常“与党和政府站在对立面”，因而注定要为权力所边缘化乃至操纵媒体予以丑恶化（典型者如重庆薄王黑打时期捏造的辩护律师李庄的“嫖娼”与“贪婪”）。学法网微信号（xuefa5）法律人必备！另一方面，不具备任何权力的律师，也容易为崇拜权权力、习惯性被“洗脑”、被裹胁的公众从内心深处所蔑视，甚至仇视。

    实际上，政党也罢，政府也罢，都是人类社会“不得不忍受之恶”。国家、政府、政党、领袖等，是完全不同的政治与法律概念。但因种种原因，中国大陆民众认识出现了类似“国家=政府=政党=领袖=领导”、“全民所有=国粗报有=政府所有=领导支配=官有”的偏差，常识被扭曲。

    党和政府也是由一个个或平凡或不凡的个体组成，这些个体及其群体再伟大也是可能会犯错误、甚至会犯大错误的。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表明：仅仅依靠体制之内“以官制官”式的反腐败，只可能“越反越腐败”。现实中“举报由被举报人处理”之类的怪事堂而皇之地屡屡出现，而安徽阜阳“白宫书记”张治安非法动用检察机关迫害举报人李国福致死事件，更是将群众监督官员受打击的现象血淋淋地推向极致。我们不无悲哀地看到，当下官员们的“落马”，往往并非体制内“权力反腐”机制的提前预防、及时发现、坚决惩处，而多是“班子闹分裂”、一派咬出另一派，或是“一把手”被调离、盖子捂不住，甚至是上级领导异人、“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总是戏剧性地发现，官员们常常因为意外而“自毙”：韩峰“死”在性爱日记被人发到了网上；周久耕“死”在狂妄言论被发到网上，而说话时还戴着名牌手表、抽着天价香烟… …

    通过网络，我们在“躲猫猫”、“喝水死”、“针刺死”、“做梦死”、“发烧死”等“新型死亡方式”事件中发挥着“看客”的监督力量；而南京儿童医院大夫“偷菜”误事致患儿死亡事件，网民代表更是直接成为调查组的一员… …中央党校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党的建设辞典》专门收录了“网络反腐”词条——网络因其最不容易被权力所过滤、垄断和控制，成为民众真实信息获取和自由意志表达的平台，从而集合分散的、弱小的、个体的公民意志形成强大的“公众意志”对公权力进行安全、有效的监督，是一种典型的“权利反腐”——“权力只有来自权利，权力才会真正代表权利；权力必须回归权利，权力才能真正属于权利！”这种民间的“权利反腐”与体制内“权力反腐”将共同构成中国特色反腐败的完整体系。

    法治社会的律师，是公民权利的忠实代表，社会理性不同声音的忠实代表，集合私权制约公权的忠实代表。代表民众权利监督公共权力，乃是律师这一职业最为基本的政治职能，无论是在法庭上，还是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批评与监督公共权力，乃是律师的天职。

    五、职业功利性：律师，贪婪的欺瞒者？！

    “得人钱财与人消灾，亵渎法律欺骗公众”，是对律师常有的指责。“官本位”下的中国，权力主导甚至主宰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且未受到有效监督与制约，故客户在选择律师时相当程度上会考虑律师与相关部门的“关系”，有时甚至要求律师对于所谓“关系”进行某种承诺。而有的律师为揽案件，也常常或主动或被动、或有意或无意间宣称自己的所谓“关系”。现实中，当下律师往往容易面临两种危险而尴尬两难：

    一方面，如果承认与法院（或其他权力机关，下同）没有“到位”的“关系”很难有案源，或是办事不力、效果不佳令当事人失望。另一方面，如果声称面且确与法院“有关系”，可能会陷入“贿赂”、“出卖”法官的危险；如果声称而实际与法院并无过硬“关系”，则极易陷入“诈骗”犯罪的陷阱——见诸报端的此类案件日益增多。更有甚者，甚至有公安机关试图将当事人交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费作为“赃款”追回。

    而收费问题，则一直困扰着中国律师的职业声誉。当年《中青报》抹黑李庄时，最黑一招便是捏造出所谓李氏八字真言“够黑、钱多、人傻，速来”——警察将据称流传于小姐之间的玩笑短信，转嫁栽赃到李庄头上再由媒体发布出来。其实，律师收费，天经地义。律师同样也都是付出自己的智慧与劳动，赢得相应的劳动报酬。从本质上说，律师费与公务员工资、商人利润、农民收成等并无二致。但律师的付出，多是基于长期学识、技术、专业积累之上的非物质智力成果。而中国传统理念中，对非物质成果的价值认可与保护，是非常排斥的。也就是说，律师往往干完了活劳动价值却不被认可。有一个着名的故事，说的是某大型电视机厂显像管功能极不稳定，花了很长时间和精力仍然无法解决。后来一位工程师过来简单看了看，然后画了一条线，说：按这个位置去掉一个线圈。厂家照办，果然解决了质量问题。但当工程师开来账单一万块时，厂家大呼专家黑心，画条线就收那么多钱。——专家回复：画线，一美元；找到这个地方，九千九百九十九美元！——而中国律师不仅存在非物质成果难被市场认可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律师的专业化程度和专业水准，还非常不如人意。

    六、职业虚弱性：律师，低能的“求财者”？！

    据统计，2013年全国律师人数约25万，律师费总额约470亿，人均约18.8万。——从大数据分析，律师费地域分布不均：北京律所1782家，执业律师23776名，营业收入97.61亿元，人均41万元；上海律所1222家，律师16692人，业务收入89.1亿，人均56.3万元；深圳律所 459家，律师人数7892人，业务收入28亿，人均35.4万元；三地律师人数约4.8万，律师费总额约215亿。而其他地区约20万律师，对应律师费份额约255亿，人均创收仅约12万，人均收入约8万左右。